他没能留下姓名。由于一生致力于研究粪肥，人们就用“粪叟”来称呼他。其实，他的远祖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期，曾在天下共主周天子那儿当官，职位是属于地官系统的“草人”。所谓草人，《周礼·地官司徒第二·草人》载，其职能是“掌土化之法以物地”，即掌管化治土质的方法，辨别地质的优劣，测知不同土质所适宜生长的农作物，而后进行种植。

　　据说，大名鼎鼎的周公姬旦也采用了这种技术，并记载于《周礼》之中呢。草人的后代，或者当农官，或者当农民。不消说，即使当农民，也属于“上农”，即劳力强、生产技术高的农民。草人的子子孙孙们，将这门技术一直传承到晚清。种田离不开粪肥，粪叟由于对粪肥特别感兴趣，对“治粪之术”精益求精，因此在十来岁的时候，就能够靠着这门技术自食其力了。

　　说起粪叟治粪的工具有粪筐、粪杓、粪帚、粪坛、粪缸等；贮粪的地方有厕所、粪池、粪沟、粪窖等；厕、池、沟、窖之上有的盖着砖房，有的砌着土室，有的则搭了茅棚。粪的种类则分人粪、禽粪、兽粪，都分门别类，各自存贮。因为各种农作物，如稻谷、麦子、麻类、瓜果、蔬菜等，对粪肥各有不同的要求，必须“因植制宜”，才能获得好收成。粪叟又将粪汁蒸煮一番后，用来浸泡农作物的种子，使之与地气相投合。地气既能投合，土壤也就能得到改良，据说若干年后，“瘠者可使之肥，恶者可使之美”。

　　粪叟又将腐烂的小草、败落的树叶拌进粪坛中，再用泥土将坛口密封。几个月后，这种酝酿发酵后的肥料，肥效更高。粪叟又挖土和粪搅拌，然后再用木柴烧烤，那种炭灰也是一种肥料，被称为“火粪”。总之，不同的粪类有不同的功效，从搜集、积聚到制作，也都各有不同的方法。

　　近读一则农业科学家的研究资料：按照今天这种广泛使用化肥的模式，全世界的土壤将在百年左右面临营养丧失、污染严重的后果，如果没有应对之法，粮食和蔬菜产量都会大大降低。所以今天读粪叟的故事，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。

　　粪叟生活简朴，老屋数椽，仅仅能够遮蔽风雨，然而无论堂前屋中、厨房阶下，到处都堆积着各种各样的粪器粪具，粪叟则整日盘桓于此间，连吃饭喝水也舍不得离开。于是无论亲戚朋友、邻居客户，都知道他的习惯，前来拜访者，也就很少有穿戴整齐、衣冠楚楚的了。粪叟起早摸黑地经营粪肥，秋冬之季倒也罢了，每逢盛夏酷暑，热气蒸腾，臊臭之味极难忍受，而且那些蟑螂、屎壳郎、苍蝇、蚊子等或者嗡嗡乱飞，或者墙壁上、窗户间都爬满了。尤其是蚊子，叮得人满身红肿，甚至有因此而生病送命的。只有那粪叟，坐立于其间，神色怡然。有人嘲讽道：“你老人家难道是苍蝇蛆虫么，如此留恋臊臭之地？”粪叟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的饭碗、我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啊！离开了这里，我终身将既贫又贱，没人瞧得起了！”

　　听说某处有了新粪种、某人有了新的治粪良方，哪怕远在数百里外，他也会风尘仆仆地赶去学习取经。人家如果不肯传授，他就会绞尽脑汁，想方设法，哪怕是卑躬屈节、磕头哀求也在所不辞。

　　由于经营、制作有方，粪叟的粪肥施在田园里，各种农作物都长势茂盛，收获大增，因此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购买。随着粪叟的名声越来越大，连巨富之家也来与他做生意。渐渐地，粪叟也发家致富了；再往后，官府也让他恢复了祖先的“草人”一职——让他担任农业方面的官员。甚至北京城里的某位丞相，建议在西北地区兴修水利，还打算聘请粪叟前往，以改良西北地区的土壤呢。可惜这个建议因为有人反对而没能实施。粪叟的子孙中有多人做了官，官职虽高低不同，估计大多是农业方面的官员吧。

　　当然，粪叟也有狡猾自私的一面。倘若有人向他请教治粪的经验与技术，他绝对不会透露半点口风，只是向人夸耀自己的粪肥如何如何高效。

　　粪叟不但没能留下姓名，连籍贯也不知何处。古代时，农业为立国之本，但鲜有农人的事迹留下。从其先祖在西周担任农官来推断，则陕西、河南籍的可能性较大。记下粪叟事迹的，是湘军名将罗泽南（1807-1856年），罗泽南又是著名的理学家、文学家。咸丰六年（1856），罗泽南与太平军在武昌激战时，中弹伤重而死。另一位湘军将领、著名外交家郭嵩焘（1818-1891年）将罗泽南的文章搜集、整理、编辑成八卷本的《罗忠节公（泽南）遗集》，并亲自为之作序。《粪叟传》是第七卷中的一篇。由此看来，粪叟的先祖经过数千年颠沛，很可能最后在湖南定居下来。文末，罗泽南还评价粪叟说，他虽然“以此致富贵，而不自计其秽，苦矣哉”——虽然因为研究、经营粪肥而得以富贵，但是不计较、不考虑整日整夜地浸淫于污秽、恶臭的粪堆之间的现状，其实也是很苦的哟！

　　罗泽南“少时艰难困苦，独处荒山之中”（郭嵩焘《序》），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显然，他深知粪肥对农业的重要性，因此，才以钦佩、敬仰之情，记下了粪叟的生平：记下了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家老人，这位连姓名、籍贯也没能留下的农肥专家。